徽派朴学发展过程

兴起

明末至清康熙、雍正朝是徽派朴学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由歙县黄生开其端，婺源江永奠其基。黄生是清代训诂学复兴的先导，黄生有小学著作《一本堂字书》四部，对“六书”多有阐发，每字皆见新义。江永是徽派朴学的创始人，也是雍、乾时期杰出的朴学家，他既博通汉学，又兼重宋明理学，既重考据，又善推理。在音韵学方面，他是清代音韵学审音派的开创者，成就最为卓著。所著的音韵学著作《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音学辨徽》广泛地涉及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并以创造性的研究，构建了他自己独到的音韵学体系。江永还是清代礼学的一代宗师，他用七年时间对儒家的礼学著作，辨伪比勘，对礼制作通贯的研究，完成著述《礼学纲目》88卷，自言乃承朱子未竟之志。江永一生著述宏富，列入《四库全书》的有27部173卷，他毕生不谋仕进，乐育英才，将毕生的学术成果毫无保留地传给他的学生戴震、程瑶田、金榜等人。这一时期，徽派朴学的治学特点是以小学为根柢，不分门户，汉宋兼采，说经主实证、重考据，尤重从文字音韵角度训诂名物，在徽派朴学的形成和发展中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发展

清乾隆、嘉庆朝是徽派朴学成熟时期。这一时期以戴震为代表的徽派朴学家群体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把徽派朴学研究推向极至。成熟时期的徽派朴学家主要有戴震、程瑶田、金榜、洪榜、凌廷堪、江有诰、胡培翚等一大批学者。其中戴震不仅是徽派朴学的杰出代表，而且是清代乾嘉学术的宗师。他们不仅承继早期徽派治学方法和治学成就，而且进行创新，恢弘发展徽派朴学。歙县人程瑶田精通礼制、训诂、名物之学，其考证名物，亦不拘传注，而惟是之求，用实物考证古籍，纠正汉儒笺注之误，著有《通艺录》42卷。休宁人金榜对“六经”、“三礼”深有研究，著《礼笺》3卷，大而天文、地域、田赋、学校、郊庙、明堂，小而车旗、器服之细，详加考证，使一些难读难解的礼学典籍，可以为人们读懂、读通。戴震的私淑弟子歙人凌廷堪，重视三礼名物制度的考证，从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他识力精卓，多发前人所未发，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著成《礼经释例》，以释例方式考证古代礼制，大倡礼学的经世精神。凌氏的学生，绩溪人胡培翚师承老师的礼学研究，精于三礼的考证，著《燕寝考》三卷，《仪礼正义》40卷，他博采鸿儒经生的议论，提出自己的见解，被人誉为“二千余岁绝学”。

成熟时期的徽派朴学在小学（语言文字训诂之学）上成就显著。继江永分古韵为13部（不计声调）后，戴震在考古的基础上重于审音，提出以阴阳入相配的古韵25部。在上古声类研究中，江永重于韵而疏于声，戴震则运用发音学方法区分上古声母，分上古声类为20位，这在完善古音体系上有着重要的贡献。在训诂方面，戴震把古音学应用于探索语言中的声义关系，提出“转语”理论，为清代训诂学的发展奠定科学的基础。程瑶田则另辟研究文字声韵之途，撰《果蠃转语记》一部，借释“蜾蠃”以阐发音和义通转之理，以“果蠃”为源系连了200多个语词，开创汉语词源研究的先河。

徽派朴学虽以考据而引领乾嘉时期的学术潮流，但并非是仅仅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旨在从考据中开出新义理的哲学。戴震建立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哲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程朱理学展开全面批判，揭露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本质，从而把中国自宋明以来的反理学斗争，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徽派的义理之学，被戴震之后的徽派朴学家洪榜、程瑶田、凌廷堪相承续。

成熟时期的徽派朴学具有四大特点：治学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缜密的方法以及有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创立具有朴实学风的考证之学，对训诂、音韵、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都能够探讨其原委；由考证带动语言文字、音韵、训诂学的发展；出现以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为代表的新义理学，把《孟子》中一些唯心主义的概念、术语、赋予唯物主义的内容，以新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取向重新解说儒家经典，阐述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的哲学思想。

衰落与变革

徽派朴学到了道光后期日渐衰落。作为考据学，由于日显繁琐僵化，只注重文字语言现象的微观研究，缺乏一种宏大的理论眼光，只把音训考辨作为学问归宿的取向，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学术进步。从社会因素看，嘉庆、道光之际，清统治集团日趋腐化，吏治窳败，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加上西方殖民者表现出咄咄逼人的侵略架式，使很多有识之士把眼光投向社会，迫切要求改变脱离社会现实、昧于时务的学风，提倡以学术经世，挽救社会危机，今文公羊学崛起并渐成显学。朴学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走向衰落，已是势在必然。

晚清徽派朴学的变革，代表人物是歙人吴承仕，他是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殿试一等第一名。他精研音韵训诂及古代名物制度。晚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经学和古代历史，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学的学者。其成就为徽派朴学研究的更新，打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