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篆刻发展过程

兴起 

徽派篆刻的兴起以何震为标志。何震一生以刻印为生，刀法娴熟，但对字法认识不足。于是便前往苏州向文彭求教有关六书方面的问题。经过文彭的指教，何震对治印比以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努力钻研字法，注重临摹先秦刻石、金文。在当时印坛注重宋元而忽略秦汉的大趋势下，何震率先对先秦刻石、金文进行研究，从先秦刻石金文中汲取印学营养，是一大进步。他以刻工“指节通灵”之妙，以刀代笔，再现秦汉印章中的凿、铸、镂、琢之美，气韵流畅，成为明末印坛上的领袖人物，是当时印坛万人景仰的对象。

何震在印坛的崛起，影响和造就了徽州大批篆刻人才。与何震同时的一些篆刻家同何震互相交往，互相影响，也都成为当时印坛上的风云人物。歙县西溪南人吴良止（字仲足）与何震同受张学礼的邀请，摹刻秦、汉古印。在当时，吴良止与何震齐名。休宁人金光先究心篆籀之学，少时曾到苏州拜访文彭，得到文彭的笔意。后来又到南京，同何震一道探讨研究篆刻宗旨。又与黄圣期、吴敬父齐聚赵凡夫野鹿园，谈论印学的玄妙真缔。歙县人陈茂，与何震同时，篆刻悟何震刀法，印风颇似何震。陈茂的门徒徐上达亦为歙人，他广泛搜罗印史资料，对印学理论很有见地，著有《印法参同》一书。该书注重技法，论说有据，阐述明晰，授人以法，是明代文人篆刻史上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巨著。歙县人罗南斗辑钤和编辑出版《集古印谱》、《印薮》等秦汉印章，是明代印坛复古风潮的旗手。

苏宣、朱简、汪关在明末印坛上更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苏宣曾从文彭学习六书、篆刻。又在顾从德、项元汴等收藏家处博览秦汉玺印，曾摹汉印近行钮，积聚很深的功力。苏宣师古而不泥古，创新求变。所刻作品气势雄强，布局严正。朱简篆刻不拘泥于时尚，别开蹊径，以草篆入印，自成一格。创用短刀碎切技法，增强点划之间，字与字之间笔势的牵连、呼应和顾盼，产生一种浓郁的富有提按旋转、跌宕起伏的笔意。朱简不仅在篆刻实践上取得极大的成就，在印学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先后著有《印书》、《印图》、《印品》、《印经》、《印章要论》、《印学丛说》、《集汉摹印字》等书，很多观点发前人所未发。同时在章法艺理等方面，也多有论述并敢于对当时的名家篆刻进行有理论依据的批评。汪关参习佛学，心平气和，故治印亦沉稳安详，篆法精严，饶有雍容华贵气象。汪关带有书卷气的印风，也多为后世取法，巴慰祖、黄士陵印中可以见到汪关风格的延续。汪关的儿子汪泓，得其家学，能稍变虚实，又出新意。

明嘉靖至崇祯，徽州一府六县共有印人50余名，以何震为旗手，吴良止、罗南斗、苏宣、金光先、朱简、汪关、李流芳、吴正旸、汪徽等为中坚，构成印人群体，他们互相学习，互相提高，震动当时的印坛，成为印坛上最早的篆刻流派。

发展

明代徽州印人纯粹是以印人的身份立足于印坛，清代的徽州印人或为官，或为商，或从医，或善于诗，或长于画，或从事经史研究，甚至集儒、商、医于一身，熔诗、书、画、印于一炉，这样以来从事篆刻创作的人也就更多。特别明末清初是中国画独一无二的表现形式——诗文、书法、印章和图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定型阶段，文人画家不仅画要画得好，诗文、书法功底要厚，最好能自己刻印。就是不会刻印，也一定要找篆刻高手为自己刻上几方精美的印章，为书画作品增辉。清初至道光间徽州涌现出100多位印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书画家兼篆刻家，其中程邃、郑旼、戴本孝、黄吕、汪士慎不仅在印坛名盛一时，在画坛更是誉隆天下。项怀述、巴慰祖、胡唐则是书坛大家，诗、印两栖的大家有汪炳、汪镐京、吴麐等。

乾隆、嘉庆年间的汪肇龙、巴慰祖、胡唐加上程邃，被世人称之为“歙四子”，是清代早中期徽州印坛上的中坚力量。程邃与汪肇龙、巴慰祖、胡唐三人相距一个世纪，休宁程芝华对这四人特别推崇，精心摹刻四人印作，并汇辑为《古蜗篆居印述》4卷行世。由于程、汪、巴、胡四人虽名声较著，但印谱流传不广，人们难以见到他们的真迹。程芝华的摹作颇得原作风采，遂使世人赖此书一睹四人风貌，“歙四子”的名号也由此叫响。

后振 

从明嘉靖、万历文人篆刻艺术体系的确立到清雍正时代，除了文彭以外，还没有人能拥有与何震、苏宣、朱简、汪关、程邃相杭衡的印坛地位。乾隆以后，“浙派”和“邓派”的兴起，给徽派篆刻带来极大的冲击。

到了光绪时期，蛰伏中的徽州印人终于又产出一个能够同浙派和邓派相抗衡的篆刻奇才黄士陵，带动徽派篆刻的振兴。继之绘画大师黄宾虹兼及篆刻，为徽派篆刻再添薪火。

黄士陵早期在江西以写字、作画、刻印谋生。光绪八年（1882年），离开南昌到广州谋求发展。光绪十一年八月，经荐举入国子监学习，得到吴大澂、王懿荣、盛昱等名家指授，广泛涉猎三代秦汉的金石文字，扩大视野，寻求“印外求印”之路。光绪十三年，吴大澂奉派广东巡抚，黄士陵应邀再至广州，寄食吴大澂门下，为吴氏辑《十六金符斋印存》。后又应张之洞邀请，在广雅书院校书堂担任编校。光绪二十八年，应湖广总督端方的邀请，到武昌协助编辑《匋斋吉金录》和《匋斋藏石记》。结束为端方编书的任务后，叶落归根，回到黟县故乡，筑“旧德邻屋”安居。

黄士陵第二次到广州，长住达15年之久。这段时间，是黄士陵个人风格形成时期。他在为吴大澂编拓《十六金符斋印存》时，发现不少未经锈蚀的玺印，铸口如新，銛锐挺拔，光洁妍美。由是对浙派那种短刀碎切，故作剥蚀古拙的印风予以批评。决心走光洁挺劲，动静自然，方刚朴茂的路子。广雅书院三代秦汉金石文字以及匋斋吉金、藏石文字更使黄士陵拓宽了印外求印的路子，无论在构图形式、入印文字，还是篆法、刀法，都表现出多方位的探索追求。他取法金文、泉币、镜铭、权量、诏版、汉铭、砖文、摩崖、石刻、碑版，融会贯通，大大丰富了其作品的形式和意趣。刀法上以薄刃冲刀为主，多种手法结合，达到随心所欲的境地，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人称“黟山派”。黄士陵在徽派无人，浙派、邓派均衰竭之际，独创新路，给晚清篆刻界注入新的血液。

黄宾虹早期对徽派各家极为看重，所作“黄山白岳”、“朴尘居士”两印同何震“柴门深处”、“笑谭间气吐霓虹”比较，明显可以见到何震风格的影响。“黄质宾虹”、“虹庐”两印带有明显的玺印味，风格近巴慰祖，应该是中年时期的作品。“黄山山中人”、“冰上鸿飞馆”，气息古雅，线条遒劲，有其晚年金文联句笔意，显示出黄宾虹篆刻实践上的自我追求。可惜得是黄宾虹毕生致力于绘画技法上的创新，未能在篆刻上有所突破，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