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的深远影响

内容提要：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蒋介石又将反共磨擦的中心从华北逐渐转向华中。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6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8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在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7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本文拟从皖南事变的背景经过、毛泽东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以及谈话的深远影响三个方面，力求展现皖南事变前后的相关史实及给后世带来的深远影响。

毛泽东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的深远影响

一、皖南事变的背景及经过

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蒋介石又将反共磨擦的中心从华北逐渐转向华中。9月中旬，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故意制造磨擦，调动主力向位于苏北南端的新四军重要基地黄桥进逼，企图将在苏北的新四军歼灭于黄桥附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出于自卫，在10月4日至6日反击韩部的进攻，消灭韩军11000人。这次战役是新四军在遭受无理进攻时被迫进行的。黄桥战役后，蒋介石集团顽固地阴谋消灭新四军，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徽州秘密军事会议的召开

1940年12月27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从上饶驱车赶到徽州，当天晚上参加在岩寺附近瑶村召开的秘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党、政、军要员有：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第五军军长范子英、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第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第一四六师师长石照益、第三十二集团军长官司令部参谋长陈以忠、第三十二兵站分监李笃忱、第二十三兵站分监郭叔皋、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国民党皖南党务专员张超。徽州秘密军事会议着重密议和确定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重大问题。

一是布置对新四军作战要旨。徽州秘密军事会议由上官云相主持。他开场就说：“新四军北移的可能性较小，‘南窜’的可能性较大，会议是奉顾长官的指示召开的。”岳星明接上说：“顾长官有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上官云相随即露骨地说：“我们的作战要旨是：如果新四军不遵令于年底以前渡江，决以优势兵力加以包围消灭。指挥要令是：压迫北开，俟其越过守备线；即严阵不使再退入守备线；大部队过江，必遭日寇袭击消灭。新四军如在云岭按兵不动，则就地包围，坚决消灭他。”很明显会议确定的对新四军的方针是渡江要消灭，不渡江也要消灭，消灭才是目的。

二是确定指挥人选。由于新四军所驻位置是第二十三集团军作战境内，本应由唐式遵担任指挥，但顾祝同认为唐式遵虽资历较深，可能力没有上官云相强，因此要上官云相担任作战指挥，并派岳星明利用他和唐式遵是四川同乡的关系做其工作。岳星明在会上说：“无论如何，皖南必须统一指挥。唐副长官担负的正面已宽，责任已经很重；所以，这次打算暂由上官副长官负责统一指挥。”说完还假意征求意见，与会者都唯唯诺诺，未表示不同意见，这样就将统一指挥的大权交给了上官云相。

三是宣布指挥计划和兵力编组。在这次会议上，岳星明代表顾祝同将原先草拟的调整指挥系统、作战计划作了口头宣布。在兵力使用上，皖南事变发生时，实际参战的部队是第一○八师、第五十二师、第四十师、第七十九师、第一四四师、新七师、第六十二师、第一四五师等8个师，兵力达8万多人。

四是明确部队补给。会议明确第二十三分监及第三十二分监分别担任补给。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第三十二兵站分监部于1940年12月29日制定了补给计划。《计划》中“方针”部分写道：“遵照集团军（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剿匪计划’兵站要点，配备于泾县、旌德、太平地区以能适时补给剿匪军为主旨。”“兵站部署”部分中，将兵站分监布置于歙县，设立直属四个兵站、四个派出所、一个粮服仓库。还拟定四条兵站路线。除此以外，还对械弹囤积、输力配备一一作了计划安排。从这份兵站计划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官云相为用武力消灭新四军，在部队补给上计划是非常周密的。

五是要求党务和行政作必要的准备。如，为将来准备关押、审讯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人员，国民党第三战区战地党政委员分会在休宁县的东乡临溪镇秘密成立了皖南特训处。

徽州秘密军事会议的内容充分说明，这次会议是顾祝同、上官云相贯彻执行蒋介石密令“解决”江南新四军的一次阴谋策划会，是在组织上、军事上、行政上全面实施消灭新四军的一次具体部署会，是国民党军队内部关系的一次调整协调会，是国民党蒋介石以及顾祝同、上官云相蓄谋制造皖南事变这一千古奇冤的铁证。

皖南事变的发生与叶挺被囚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6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8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在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7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1月14日晚，新四军军长叶挺下山与国民党谈判，被无理扣押，旋被送往第三十二集团军前线指挥部——宁国万福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得知消息后，发来专电：“连夜监送。”当时芜屯公路遭严重破坏，敌以马代车。负责押送叶挺将军的是三十二集团军兵站分监部少将主任李笃忱与一校级副官。1月15日午后，叶挺被押至三十二集团军总部驻地歙县，囚禁在徽城镇中和街（现解放街）中山巷3号程灼如家。叶挺囚此1天1夜，翌日凌晨即被转押江西上饶。1月17日，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它的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二、毛泽东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

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驳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1月17日的谈话内容。

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时局的发展，我们要从根本上考虑了。自蒋介石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后，实际上，蒋已准备得罪我们，得罪苏联，已是准备全部破裂的开始。蒋首先破裂，一切同情与理由都在我们方面。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取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会议决定由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决定用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表谈话。

随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同日，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就皖南事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

毛泽东在谈话中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三、毛泽东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的深远意义。

（一）促成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党性教育。 

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皖南事变教训时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存在机会主义，只知片面地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具有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就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

据原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罗平汉教授考证，在早期党的文献中，党性一词很少出现，1941年之后逐渐成为热门词汇。因为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问题上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事变后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事变后的局势与对策，总结历史教训。中共中央认为：“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鉴于游击战争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以及皖南事变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央特别强调，“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指出在研究理论时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态度。他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尖锐地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中国共产党的大敌，是中华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这个报告在当时与会的干部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但负责理论宣传的相关人员没有理解其深刻意义，也没有予以足够重视，甚至在延安报刊上也宣传报道。宣传层面的这种无动于衷令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使他决心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要求“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决定同时还指出存在于党内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的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具体办法。

这是有文献记录以来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为了纠正过往种种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二是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四是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五是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改造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六是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成为延安广大党员干部的必读文件之一。此次全党上下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提出了“学党史、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要求，是对历史的继承和发扬，也是新时代每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二）丰富了毛泽东治国理政的理论。

就皖南事变爆发后的初始局面来说，国民党顽固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这样的胜利却是在中华民族全员对外抗战的大环境下，国民党主动出击、蓄意发动的，这对于国民党而言更像是一场泄愤。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俨然成为又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新四军部队主力、编制基本上全部打散，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毋庸置疑是惨败的。

194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毛泽东就决定中的十条内容逐一进行了解释与说明，指出: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是全面破裂的开始，这种估计是正确的。破裂的责任在蒋介石，一切理由都在我们这边。前年七七宣言斗争性多，去年七七宣言团结性多。蒋介石认为我们去年的七七宣言及“佳电”能得到中间派的同情，便抓住我们。我党只有采取尖锐对抗的政策，才能抵制蒋介石的政策。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到投降反共的一方面。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还有一些时间。这种破裂不应说是国共之间的破裂，而是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破裂。我们要维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但中共必须保持独立性。应公开批评蒋介石。对目前时局的解决办法即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指出的十二条。

由此可见，经历了皖南事变初始的失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就此气馁，而是以一种更加激情饱满的姿态迎接着新的挑战和战争，同时吸取了皖南事变中的教训，化被动为主动，一方面维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一方面要继续保持独立，并且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寸步不让。

所以说，皖南事变意义远远不止是战争中的胜负，面对着家仇国恨的时候，如何取舍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始终都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之后犹如在涅槃重生之后发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这无论是对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丰富毛泽东本人的治国理政理念都有着十分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三）促进了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形成。

1941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发言说：国民党最近消灭皖南新四军，现在又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这表明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破裂的决心。中共中央也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国民党1月17日的反动命令，表示“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此时，中共中央发布决定:各抗日根据地可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等形式，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惕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刊发了周恩来的两条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与此同时，廖承志也在香港公布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并呼吁国际、国内人士共挽危局。

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坚决有力而仍旧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得到全国人民、各个中间势力、国民党内部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黄炎培、冯玉祥等分别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当局。全国数百位文化界人士相继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表示了对国民党的不满。

至此，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的意料,相关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1941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但就是在这种局面下，国民党当局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仍然采取避战观战为主和限共反共的政策。1943年蒋介石署名出版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暗示消灭共产党。

1943年5月26日晚，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他强调指出，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

此后，中共中央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必要部署，另一方面公开发表文电,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同时组织延安3万余人民群众参加抗议集会,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便被揭露而终止。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连续击退或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这些及时、有力的措施，不仅团结了中间阶层,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得不继续坚持抗战。濒临危急的国内时局重又趋向好转,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在国内外空前提高，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

毛泽东就皖南事变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决心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信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勇气和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承诺。谈话中饱含了无数中国共产党的仁人志士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珍贵历史画卷，这些都是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